秋季学期开学后，我又像个陀螺一样高速旋转起来。除了补修上个学期退掉的三门课，我还选了口语课。原本以为自己的英语说得不错，没成想开学前的助教口语测试竟然考砸了。以后想找教授工作的话必须得有教学经验。这门口语课是躲不掉的。尽管有点失望沮丧，但还不算太糟，多学习总归有好处的。一周后，我便庆幸选了这门课。口语老师是一位面善可亲、白白胖胖的中年人。她的声音悦耳动听，纠正我们发音时也极为耐心友善。班上十几个同学来自不同的国家。课上时不时爆出善意的笑声，没有一点经济学课上的烦闷枯燥感。不得不承认我的发音的确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。老师也给了我切实可行的建议。发现了问题，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我很高兴。我在超市旁边的小电器店买了个录音机，每天花半个小时反复练习纠正发音。
我把所有的课外时间都用在研究工作上。尽管仍然缺少热情，也容易走神，但跟刚回来时的状态相比，已经进步了许多。我恢复到以前的节奏，每隔一、两周分别找乔治和袁方讨论一次。
我的奖学金是校外基金会资助的。这跟多数同学不一样。他们由系里资助，一入学便被分派给教授们做研究助理。比起他们来，我算是个自由鸟。但捆绑有捆绑的好处，他们做助研的同时可以学到不少东西，很多同学就此做下去，最后在那个教授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。自由鸟就没有这些好处。我不需要对别人负责，也没人对我负责。入学两个月后，我才意识到自由鸟的弊端。琢磨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决定好好利用我的自由，把弊变成利。在与微经课艰苦搏斗的间隙，我经常主动与人交流，了解系里对博士生搞研究的规定、博士生的通常做法和每个教授的特点、名声以及师生关系。
一年级快结束时，我分别约了几位教授讨论与他们合作的可能性。我不需要他们给我支付报酬，没有为他们工作的义务。我愿意在他们的指导下做我有兴趣做的课题。做出的成果既是他们的，也是我的。他们对我的提议都做出了热情回应。教授们都有很多研究想法。每项研究的起步阶段，需要有学生做大量的基础工作：搜集整理文献，寻找清理数据，摸索建立模型。助研越多，成果就会越多。但他们的经费有限，无法资助太多助研。有学生主动来做，不要报酬，他们当然乐意。做好了的话，他们的想法会变成一篇甚至几篇论文，多了研究成果，也可能会因此多带一个博士生。做不好的话，最多损失掉一些时间，但这也不能算作损失，因为他们在指导过程中自己也会受益，而且指导学生本来就是教授的职责之一。更何况，如果看到学生的能力不足或态度不好，他们可以随时终止合作。
谈了一圈后我琢磨再三，最后确定了两位教授：乔治和袁方。一年级期末考试结束后的第三天我便开始与他俩合作。我边做边学，大半年下来，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自己的进步，不但学会了一些研究技巧和套路，也慢慢学到了一些思考方法。
学期过半，陀螺转回到原来的轨道上。生活按部就班，波澜不惊，无喜也无悲。对我而言，nonewsisgoodnews。这已经算是个满意的生活状态了。我不奢望喜事降临，可也承受不住更多的打击了。
时间是一剂良药，工作更是一剂良药。我的精神状态在逐渐恢复。我越来越少地纠结生死问题，越来越少地沉湎于失去妈妈的哀伤。尽管偶尔还是会突然流泪，但哭的时间和频率都在下降。
我与周密依然保持着疏淡的关系。绷紧的神经慢慢地松弛下来，对他的抵触情绪也逐渐减弱，但我不会主动跟他联系。我们谁都不提及二人的关系。离婚后成为朋友，应该就是这样的吧？原来我也可以做到。
十一月初的周一晚上，我被骤然响起的刺耳警笛吓了一跳，很快便听到外面的嘈杂声。我竖起耳朵听了一小会儿，决定出去探个究竟。走到门厅时正看见两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抬着担架顺着楼梯下来。瘦瘦小小的蒂尼思在担架上缩成一团，跟壮汉形成强烈的反差。我顿时想起妈妈蜷缩在病床上的身体，心里绞痛。我特别想放声大哭，可周围没人哭。蜜雪儿站在门口，淡淡地看着壮汉把担架抬出房门，塞进救护车里。她的脸上没有哀伤，没有惊慌，平静得就好像是在目送妈妈出门去买菜一样。我心里泛起了酸水。我好生羡慕她的镇定自若。她真比我坚强多了。想我像她这么大时多幼稚啊，就算现在快三十岁了，也还远不如她。杰弗瑞站在姐姐旁边，手捂着右耳，歪着头，咧着嘴，边笑边蹦。
救护车和警车同时拉响警笛，转眼间便没了踪影。我回到房间，坐下来接着写作业。眼睛看着书本，手里攥着铅笔，过了好半天才意识到我什么都没看进去，只觉得心里堵得要命。我合衣倒在床上，眼泪很快浸湿了枕头和半边头发。巨大的哀伤淹没了我，我拼命挣扎，筋疲力尽，最后沉入深深的黑暗之中。
睡到半夜，我的身体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猛然惊醒，心怦怦乱跳。睁开眼睛，看见窗外黑黢黢的树枝，才意识到刚刚看到的一切只是个梦。我松了一口气。不是真的。可梦却如此清晰：妈妈化疗后的光头上长满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草本植物，暗绿色，没有花，没有叶片，只有硬硬的枝节。枝上每隔一两寸有个粗壮的节，每个节处长出几个新枝，一节一节地蔓延扩展开去，蓬勃繁盛。刹那间，我的心痛到了极点，好似顷刻间就要碎掉一般。泪水大颗大颗地淌落下来。我再也忍受不住这种痛。我伸出手想要抓住什么，可手中空空。
茫然间，我拨通了周密的号码。响了几声，他没接。我焦急地等待着。
“hello，”他的声音终于传来，带着浓浓的睡意。我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哭。他清醒过来，焦急地问：“林樱，你怎么了？”
我使劲擤了几下鼻涕，抹掉眼泪，开始给他讲述那个梦。没说两句话又开始哭。自从我们的第一个通话后，这是我第一次跟他提到妈妈，也是我第一次跟他哭。
我哭哭停停说说哭哭，前言不搭后语，最后总算把那个恐怖的梦讲完整了。等我话音落下，他说：“别难过，这是个好梦，林樱，头上长出绿草是好事。你想想，绿草是生命力的象征。你说枝节粗硬，那不正意味着顽强吗？”
“真的？是这个意思？算是个好梦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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