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此山水不相逢（一）（855） (第1/2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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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此山水不相逢（一）

签字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，在过分安静的律师事务所里，被放得很大。最后一笔落下，李明霞手腕悬停，看着那个名字——她的名字，拘谨地躺在“申请人”后面。二十年婚姻，一纸终结。律师推过来一份文件，声音平和无波：“李女士，确认一下，这是自愿放弃所有财产分割的声明。一旦签字，即时生效。”

“知道。”她答得很快，几乎有些突兀地抢过笔，在另一处需要她签名的地方落下痕迹。笔迹有些潦草，力透纸背，不像她平时小心谨慎的作风。

整个过程快得有些虚幻。没有争吵，没有眼泪，甚至没有再多看一眼坐在对面、面色沉郁的男人——她的前夫，周建国。他嘴唇动了动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把脸转向了窗外。阳光透过百叶窗，在他侧脸上切出明暗的条纹，像一道栅栏。过去二十年，他们之间，似乎也总是隔着这样无形的栅栏。公婆没来，也好，省去了许多她早已疲于应付的眼神和言语。

律师例行公事地交代了几句关于离婚证领取和后续事项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、对“净身出户”者的淡淡惋惜或不解。李明霞只是点头，把属于自己的那份文件塞进随身带着的旧帆布包里。那只包边缘已经磨损，是很多年前女儿用第一个月工资给她买的。她摸了摸粗糙的帆布面，拉上拉链，起身。

“走了。”她是对着空气说的，也可能是对律师。周建国猛地转回头，看着她，眼神复杂，但她已经拧开了门把手。外面走廊的光涌进来，有些刺眼。

她没有回家。那个住了十几年的、位于城东“温馨家园”小区三号楼602室的地方，从此刻起，不再是她的家。她的东西昨天已经收拾好了，其实也没多少可收拾的。一个二十八寸的暗红色旧行李箱，还是结婚时买的，轮子有点涩了，拉起来嘎吱响；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旅行袋，里面是几件换洗衣服、洗漱用品、几本旧书，还有一个用软布包着的相框——里面是女儿周念十岁生日时的全家福，那时女儿笑得很甜，她眼角的皱纹还没那么深，周建国的头发也还很密。她把相框从卧室床头柜上拿走时，犹豫过，最终还是塞进了袋子里。除此之外，再无长物。那些家具、电器、锅碗瓢盆、甚至衣柜里大部分半新不旧的衣服，她都留下了。沾着过去二十年烟火气的、磨损的、带着他人指纹和气息的一切，她都不想再要。

拖着行李箱走在午后有些燥热的街道上，影子短短地压在脚下。城市依旧喧嚣，车流人海，一切如常，没有人为一个中年妇女的离婚驻足。她直接去了火车站。巨大的电子屏上，红色绿色的列车班次信息不断滚动，密密麻麻，通往无数个已知或未知的远方。她站在屏幕下，仰着头，目光茫然地扫过那些地名。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昆明、乌鲁木齐……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陌生的世界。她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发酸。然后，她走向售票窗口，对玻璃后的工作人员说：“最早出发的，一张，硬座。”

售票员敲击键盘，抬眼：“k1178，十七点二十分开，终点兰州，途径郑州、西安……有四十三块五的硬座，要吗？”

“要。”她递进身份证和几张皱巴巴的钞票。

捏着那张薄薄的蓝色车票，找到对应的候车室，挤在充斥着各种气味和声音的人群中等待。没有激动，没有忐忑，只有一片空茫茫的疲惫，像跑了很久很久之后，终于停下来，却发现四肢百骸都散了架，连呼吸都带着锈蚀的味道。二十年，乳腺增生、偏头痛、失眠、胃溃疡、腰椎间盘突出……身体像一本逐年增厚的病历，每一页都写着压抑、劳碌和不如意。死也死不了，活也活不好。医生总说，要放松心情，别想太多。她只能苦笑。心情？那早已是奢侈品。

开始检票了。人流涌动起来，她随着人潮，拖着笨重的箱子，走过长长的通道，踏上月台。绿色的车厢横卧在铁轨上，像一条沉默的巨蟒。找到自己的座位，是靠窗的。她把箱子塞进行李架，帆布包抱在怀里，坐下。车厢里嘈杂不堪，送别的、找座位的、放大件行李的、小孩哭闹的……声浪几乎要掀开车顶。她把额头轻轻抵在冰凉的玻璃窗上，闭上眼睛。

汽笛长鸣，车身微微一震，缓缓开动。站台开始向后移动，起初很慢，然后越来越快，那些送行的人影、站台的立柱、广告牌……都模糊成了流动的色块，最终被甩在后方，消失。城市的天际线也在后退，熟悉的楼宇、塔吊、高架桥，渐渐连成一片灰蒙蒙的背景。

当最后一点熟悉的景物也彻底不见，车窗外的视野陡然开阔，变成大片向后飞驰的田野、树林、偶尔掠过的低矮房屋时，一种奇异的感觉攫住了她。她突然想起什么，从怀里帆布包的夹层中，摸出那张车票，仔细看去——

k1178，本站发车：17:20。终点站：兰州。

兰州。

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轻轻攥了一下，不疼，却让她瞬间有些失神。兰州。这两个字，像一把生了锈的钥匙，突然插进了记忆深处某个同样锈死的锁孔。

十八岁，高中毕业。书桌抽屉最深处，藏着一张皱巴巴的、从地理杂志上撕下来的彩页。上面是夕阳下的黄河，浑黄的河水浩浩荡荡，岸边有古老的铁桥，远处是连绵的土黄色山丘，天空高远。图片下面有一行小字：“兰州，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。”那时，同桌的女生兴奋地计划着去广州打工，邻座的男生说要复读考省城的大学。只有她，在毕业纪念册的“理想”一栏，偷偷写下了“想去兰州看看”，又很快用涂改液狠狠抹掉，覆盖上“找个稳定工作”。母亲看到纪念册，指着那团突兀的白色痕迹数落：“兰州？那是什么穷地方？鸟不拉屎！瞎想什么？你王姨说了，纺织厂在招女工，虽然三班倒辛苦点，但稳定，离家近。一个女孩子，还想跑多远？”

于是，那张彩页被扔进了灶膛，火焰一卷，成了灰烬。她进了纺织厂，在轰鸣的机床和飞舞的棉絮里，度过了三年青春。然后，经王姨介绍，认识了同在工业区上班的周建国。见面，约会，双方父母觉得“老实本分”、“工作稳定”、“年纪相当”，婚事便定了下来。结婚，生子，下岗，做零工，照顾生病的公公，操心女儿的学习，应付永远嫌她不够勤快、不够精明、没能生个儿子的婆婆，和周建国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，再到后来的争吵、冷战、视而不见……二十年光阴，就像车窗外的风景，嗖忽而过，留下满身疲惫和病痛，还有这个暗红色、轮子发涩的旧行李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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